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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1月22日，通州區(qū)自奮希望小學的孩子們上了一次特別的音、體、美課，這是北京林業(yè)大學學生們精心準備的“國際兒童日”禮物。圖為打工子弟學校的同學們在玩貼鼻子游戲。歐陽曉菲 攝

    文化課的薄弱不能說明這些孩子的智商或素質有問題，是他們的課桌太不安穩(wěn)了。流動性特別大，經(jīng)常大段大段的時光被荒廢，一個孩子轉過2次學都算是少的。

    而這些中國孩子身上有著旺盛的求知欲和創(chuàng)造力，很多人認為，打工子弟的過人之處在于思維活躍，能夠樸實地表達自己的感情和想法，思想不僵化，他們非常有希望成長為國家的棟梁之才。

    游蕩在城市街頭的失學農民工子女，他們耽誤的不僅是自己的前途，還可能成為未來社會的不穩(wěn)定因素。

    目前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義務教育財政支出全部由流入地政府負擔，這造成地方政府積極性不高。

    一味抱怨沒有意義，不能在互相指責中耽誤孩子的教育。要給他們希望，讓他們在這個城市中以新公民的姿態(tài)過體面又有尊嚴的生活。

    一直往南，遠離這個城市的中心，在大興與市區(qū)的接合處，有一所叫蒲公英學校的打工子弟學校。這是北京提供給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的唯一一所被市教委承認資質的打工子弟初中，能夠容納700名學生。從市中心到這個學校，需要近3個小時，

    12月3日下午，記者推開校門，校園里一片沸騰，青春洋溢的孩子們在寬闊的操場上打籃球。與很多打工子弟學校比，這里顯得更加生機勃勃。

    鄭洪博士是這所學校的校長，五年前她回國開辦了這所學校，除了安排日常的教學，她還要開拓各種社會資源，因此每天她的日程都安排得滿滿的。

 “我真的是停不下來，這些孩子真的耽誤不起了。”甫一落座，她就開門見山地談起了自己的憂慮。

    “如果他們目前的教育環(huán)境不能得到很好的改變，被社會‘邊緣化’，那他們離‘毀掉的一代’就不遠了。”鄭洪女士對記者表示。

    目前這個問題究竟嚴重到了什么地步？有無良策？

　　“棟梁之才”還是“不穩(wěn)定因素”？

    據(jù)鄭洪介紹，每年入學的時候，他們都要進行一次摸底測試，結果令她吃驚，孩子們的文化基礎比她想象的還要糟糕，數(shù)百名學生里及格的不足十人，平均分二三十分的學生比比皆是。

    “不是孩子不行，相反，我認為這些孩子恰恰就是國家未來的棟梁。”鄭洪認為文化課的薄弱不能說明孩子的智商或素質有問題，是他們的課桌太不安穩(wěn)了。流動性特別大，經(jīng)常大段大段的時光被荒廢，一個孩子轉過2次學都算是少的。

    在鄭校長眼里，豐富的經(jīng)歷、苦難的生活閱歷是這些孩子的人生財富，這造就了他們成為未來國家棟梁之才的基礎。“我辦這個學校就是要把他們培養(yǎng)成國家棟梁，作為公民，要具備責任心，有愛心，有智慧。有學校不一定有教育。我的學校要給他們提供適合他們的教育。”

    來自美國杜克大學的志愿者史莎莎告訴記者，這些中國孩子身上那種旺盛的求知欲和創(chuàng)造力常常令她感到驚喜，她從這些孩子身上學到很多。來過這個學校的人都認為，打工子弟的過人之處在于思維活躍，能夠樸實地表達自己的感情和想法，思想不僵化，這是鄭校長眼中孩子成才的必要條件。

    但是，并不是每個城市里的農民工子女都能有接觸到具有先進教育理念的教育機會。在蒲公英學校的大門口，記者看到一張白紙上寫著：“本學期學生已經(jīng)收滿。”

    當年的希望工程的創(chuàng)始人徐永光對記者表示，游蕩在城市街頭的失學農民工子女，他們耽誤的不僅是自己的前途，還可能成為未來社會的不穩(wěn)定因素。而埋下不穩(wěn)定因素的正是今天的社會沒有給他們提供教育平等的權利和機會。

    文德學校校長崔克中說得更加直接：“能讓孩子在學校讀書的還都是一些小老板的孩子，很多失學的孩子沒有體悟到父母身上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艱辛，在社會上沾染了一些壞毛病，很多人不會像父母那樣去工地，要么在家閑著，要么就走上歧途。”

    時間不等人，大量農民工子女已經(jīng)到了“初中后”的這樣一個結點，如果帶著缺失的教育走向社會，后果不難想象。

說不盡的戶籍與體制

    在新公民公益組織總干事劉文華看來，農民工子女遇到的種種問題，全部可以歸結到兩個根本原因，第一是戶籍制度下的城鄉(xiāng)二元體制，第二是目前義務教育的財政分擔體系。這種情況下，他們很容易被視為“負擔”。在接受他們入學的時候，他們會時常感覺門檻的提升。

    農民工具備多個部門分別頒發(fā)的證明(各地不一)，如務工證、居住證、計劃生育證、子女學籍證等，其子女才能夠享受“流入地政府為主”的政策，即“與當?shù)睾⒆酉硎芡鹊慕逃?rdquo;。只要上述證明不全，農民工子女入學就仍然要交納數(shù)額不等的“借讀費”。

    政府目前正在嚴厲打擊公辦學校收借讀費的行為，但在實際效果上，這竟然是對農民工子女接受優(yōu)質教育的一種阻擋。“因為原來交錢還能上公辦的好學校，現(xiàn)在國家一收緊政策，有錢也上不了。好的政策在執(zhí)行中卻打了這么大的折扣。”徐永光認為。

    目前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義務教育財政支出全部由流入地政府負擔，這造成地方政府積極性不高。楊東平表示：“以北京為例，石景山、朝陽區(qū)是農民工集中的地方，這里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教育全部由兩區(qū)政府負擔，而東城西城財政情況本來相對就好，這筆負擔反而小，這就會影響朝陽、石景山的積極性。”

    楊東平對記者說，問題的背后有兩個重要判斷，一是農民工子女教育是長期問題還是短期問題，二是這是個制度層面問題還是個普通的教育問題。

    他認為大量社會組織涌入農民工學校并不能替代政府的職能，解決問題還有賴政府出臺創(chuàng)新的體制。

    徐永光現(xiàn)在專做農民工子女教育的公益活動，經(jīng)過調研，他認為這些孩子的教育經(jīng)費全部要政府買單不是很現(xiàn)實。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普遍存在低投入、低薪酬、低質量等問題，而政府政策在執(zhí)行上阻礙重重。這個問題上，政府與市場是“雙失靈”。

    “北京、上海的公立小學年生均成本超過1萬元，每接收一名農民工子女，當?shù)刎斦С鼍鸵黾?萬多塊錢，政府壓力確實很大。”

    “不要在互相指責中耽誤孩子的教育”

    鄭洪對記者表示：“一味抱怨沒有意義，我只知道，不能在互相指責中耽誤孩子的教育。不能讓這些孩子再進發(fā)廊、飯館重復父輩的生活，要給他們希望，讓他們在這個城市中以新公民的姿態(tài)過體面又有尊嚴的生活。”

    幾乎所有人來到蒲公英學校之前，都抱著同情甚至憐憫的心態(tài)。但是這里的孩子給他們上了一課。

    鄭洪的幾名北大國學班的同學都是企業(yè)家，他們來到這個學校和幾名初二的學生座談，學生們問了三個問題，第一，國學是什么？第二，國學好不好？第三，這么好的東西為什么不能進義務教育？三個問題下來，幾個老板的額頭沁出了汗珠。對鄭校長表示：“你們的學生太了不起了，厲害。”

 “民辦營利性打工子弟學校問題多是必然的，唯利是圖下能辦好教育么？而完全依靠政府也不現(xiàn)實，最終解決靠政府，但制度和政策出臺是需要時間的，那目前這些孩子怎么辦？非得造成社會難題了再想辦法么？”

    在長期摸索中，她提出了公有民辦的模式，或者叫公益性打工子弟學校。她的這個模式在徐永光那里被稱作“新公民計劃”。

    他們認為真正做到讓進城農民工子女人人有書讀，現(xiàn)實的解決辦法是：加大財政投入，鼓勵民間辦學，動員社會捐贈。政府為主，三管齊下。“有第三條路可走，就是公益性、非營利的民辦學校。”鄭洪認為。

    鄭洪告訴記者：“必須要把接受合格義務教育的權利，還給農民工子女。為窮孩子辦教育，是否營利是個大問題。窮孩子的教育應該是公益性的，否則將達不到合格教育的要求。”

    “新公民學校定位為非營利、平民化、高質量，并以此撬動政府、企業(yè)和社會的支持與參與，探索和拓展嶄新的教育空間。”徐永光對記者表示，他將攜手各界人士把事情做起來，打造中國第二個“希望工程”，他和鄭洪校長的基本想法是，最終解決靠政府，但目前最重要的是把教育權交給窮孩子們，讓他們平等自信地享受教育，不能讓他們在互相指責中被放逐，被耽誤。

    目前，作為唯一一所被北京教委承認資質的打工子弟初中，蒲公英學校已經(jīng)和大興一職高在搞合作，讓上完初中的學生到那里的蒲公英班讀書。同時努力讓成績優(yōu)異的學生申請國際學位的資格，利用那個項目送他們到國外讀書。

    “事情總得一點點做，路也要一點點趟，到了這個時候，我們就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找尋出路，孩子們真的耽誤不起了。”正在采訪中，學校斷電，鄭洪打開一個應急燈，在微弱的燈光下對記者說。

   ●延伸閱讀

    要為窮孩子多提供公益性教育

    目前，全國有進城務工農民隨遷子女1400多萬人，每8個城鎮(zhèn)兒童中就有一個是流動兒童，在上海這樣的務工農民聚集大城市，每3個兒童中就有一個是流動兒童；流動兒童中應接受義務教育的適齡兒童1126萬人，他們能否在城市平等接受義務教育、順利融入城市文化，關乎社會和諧、教育公平。

    而從全國范圍看，現(xiàn)在進城務工農民子女的教育任務，主要還是由民辦學校甚至是未獲準的民辦學校在承擔，這也表明“兩為主”政策沒有得到很好落實。

    流動兒童的入學需求與流入地學校利益間有潛在沖突。由政府全額撥款的非營利性公辦學校，其自身沒有額外的經(jīng)費來承擔流動兒童的就學成本，所以沒有接收流動兒童的積極性。只有少數(shù)面臨本市生源一再下滑的基礎薄弱校，以及位于城鄉(xiāng)接合部的公辦學校，對招收流動兒童表現(xiàn)出較大熱情，大多數(shù)公辦中小學校都認為接收流動兒童存在很大困難。

    公辦學校的一道道門檻，把很多流動兒童擋在校門之外。而民辦打工子弟學校滿足了許多流動兒童的上學需求，但是存在諸多不足，嚴重阻礙了其發(fā)展。

    教育部中央教科所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吳霓認為，民辦打工子弟學校最大的不足在于周邊環(huán)境差、校內設施不齊全、學習氛圍不好、教師素質有待提高，而且?guī)熧Y隊伍不穩(wěn)定。這影響了農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公平。

    與此同時，民辦打工子弟學校絕大多數(shù)以非法形式存在。這些學校的營利動機抑制了教育需求，營利性和非法性阻礙了社會力量的參與；非法性和學校前途的不確定性又加深了辦學者的短期行為，阻礙了對學校的再投入。

    “四低”是這些學校運營的基本特征，即幾十萬元不等的低投入、每學期300~600元的低收費、老師每月700元的低薪水，最終導致低教育質量。

    徐永光認為，非營利性是打破當前“四低”民辦教育死結的突破點，同時也是引入社會參與，保障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條件；平民性指以低收入農民工子女為服務對象，低收費，提供符合標準的中等硬件設施，以節(jié)儉硬件來換取優(yōu)質軟件；高質量指優(yōu)質教學資源和符合農民工子女需求的辦學理論與實踐。 這其中政府支持是必要的。

    而在關于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的教育問題上，國務院“基礎教育改革發(fā)展決定”里談到的“多渠道，采取多種方式解決”往往被忽略了，這就造成責任的缺失。責任的缺失關系到農民工子女就學問題的解決，提高到更高的高度上看，也是忽略了或者說輕視了民辦教育在教育體系當中的重要地位。

    吳霓認為，要辯證理解“兩為主”政策。流入地公辦學校為主是多形式的為主，不一定把農民工子女全部接入公辦學校就是完全落實了“兩為主”政策。由政府統(tǒng)籌和協(xié)調，并給予一定的扶持或者補貼，也是“兩為主”政策非常重要的體現(xiàn)。（記者 車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