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袁麗亞的男朋友和袁麗亞生前照片。
提要：她所工作的地區(qū)距離天安門的直線距離僅6公里，掌握著華北和東北地區(qū)的街頭時尚，她穿著最新款的時裝樣品，向各地商戶推銷緊俏的商品。夜幕降臨，回到兩公里外的住處，門一關(guān)，北京的繁華與喧囂，依舊只是北京的。
打工女孩袁麗亞之殤
22歲的安徽打工女孩袁麗亞墜樓身亡，意外地觸發(fā)了京城的不安
本刊記者/劉子倩 楊迪(發(fā)自安徽巢湖、北京)
5月3日，22歲的安徽打工女孩袁麗亞，被發(fā)現(xiàn)從位于北京南三環(huán)外大紅門附近的京溫服裝商場墜樓身亡。
這也是她最熟悉的工作場所。2012年，她每天都會到位于四層的一家服裝店做導(dǎo)購。
5月9日，依據(jù)現(xiàn)場偵查和法醫(yī)報告，北京警方官方微博公布鑒定死因，“排除中毒、性侵害及他殺可能，系自主高墜死亡。警方已將核查詳細情況及相關(guān)證據(jù)通報家屬，家屬無異議”。
這是袁麗亞在北京務(wù)工的第7年。袁麗亞的同事和朋友們都說，“她總是笑盈盈的”，“她是我認識的人中最堅強的女孩兒”，“她從沒抱怨過生活”。
不過，沒有人知道她真實的內(nèi)心世界。
“無法言傳的心累……”這是袁麗亞2012年年底的一條微博，這樣的述說充斥了她的網(wǎng)絡(luò)空間。
2013年春節(jié)返京后，她的微博沒有再更新，兩個多月后，她離開了這個世界。
能干的袁家姑娘
袁麗亞家位于安徽省廬江縣同大鎮(zhèn)姚灣村，從她家到著名的三河古鎮(zhèn)僅13公里，大部分農(nóng)戶以種植葡萄為生，一年有萬把塊錢的收入。
穿過一片茂密的樹林，袁麗亞的家夾在兩個漂著垃圾的水塘中間。鄰居家都是二層小樓，外墻和大門都貼著瓷磚，袁家只是破舊的平房，門垛上紅磚裸露。
室內(nèi)只有兩間房，一間是袁強夫婦臥室，另一間是客廳兼廚房。袁強躺在一張老舊的木板床上，裂縫從屋頂順著墻角延伸至地面，家具破舊得看不出原色，衣服從沒有玻璃的大衣柜門上拱出來，臥室里唯一的電器是一臺20多英寸的長虹彩電，天線綁在一根兩米多長的竹竿上，倚靠在大衣柜旁，所有的窗子上都沒有玻璃，用幾塊塑料布代替。
客廳里有一張餐桌，一個廚柜，一張用兩條長板凳架起的木床。袁麗亞不在家時，這是弟弟的臥室，袁麗亞回家時，這張距灶臺不到兩米的床就歸她，14歲的弟弟則與父母擠在一起睡。
客廳的墻面還保持著峻工時的狀態(tài)，磚縫尚未勾填。唯一能看出有個年輕女孩住在這里的標志，是墻上貼了幾張明星海報。那是袁麗亞2007年春節(jié)貼上去的，海報旁是張掛歷，時間是2011年。
1989年，袁強與王紅結(jié)婚，東拼西借了5千塊錢，蓋起這幢兩室的房子，一年后，女兒降生。當時北京正舉辦第11屆亞運會，袁強便在女兒的名字里寫了一個“亞”字，希望女兒長得美麗，于是又取了“麗”字。
袁麗亞眉清目秀，聰明伶俐，村里人都很喜歡她。母親王紅至今仍津津樂道，女兒4歲時就能出門幫父親買香煙，6歲會做飯，9歲那年，就可以幫著母親照顧剛出生的弟弟。
一位鄰居說，袁麗亞4歲時，幫父親去買煙，老板要收她1塊1毛錢，她噘著嘴辯解說，“昨天還1塊錢呢。”
她是父母眼中的乖女兒，從不吵架，很少調(diào)皮，很小就幫忙做家務(wù)。唯一讓袁強操心的一次，是7歲那年從院墻上摔下來，左臂骨折，一年內(nèi)做了兩次手術(shù)，“那時一年也就掙三四千塊錢，全用在她醫(yī)藥費上了”。
袁麗亞學習成績一直不錯，家里貼滿了她的獎狀，考入初中后，雖然學習成績不再拔尖，但她每天放學第一件事就是干活：收棉花時，她背著麻袋去地里撿剩下的棉花，兩個多小時就能撿二十多斤；晚上跟父親去打魚，魚簍都是她背，鞋小把腳磨破了，她也不吭聲。“村里人都知道袁家的姑娘能干。”袁麗亞的大姨說。
2006年，袁麗亞中考落榜。父親想供她繼續(xù)讀書，但她堅持要出門打工。跟著到當服裝導(dǎo)購的老鄉(xiāng)，袁麗亞來到了北京。
北漂生活
16歲的袁麗亞當上了服裝導(dǎo)購。
這是一個門檻很低的職業(yè)，只需相貌端正，身材正常，幾乎年輕女孩都能勝任。在“老鄉(xiāng)帶老鄉(xiāng)”的進城務(wù)工求職模式下，在人們熟悉的動物園、雅寶路、木樨園等大型服裝批發(fā)市場，安徽女孩是導(dǎo)購的主力軍。
袁麗亞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個同鄉(xiāng)經(jīng)營的店鋪里做導(dǎo)購，包吃包住，年底結(jié)薪。她覺得自己很幸運，找到一個不錯的老板，父母問她工作情況，她從來沒叫過苦。“我問她什么叫導(dǎo)購，”袁強記得問過女兒，“她說就是指導(dǎo)別人購買。”
條件有限，袁麗亞只能與老板的女兒同睡一張床。這個可憐的姑娘有些精神失常，發(fā)病時還動手打袁麗亞，袁麗亞默默忍受下來，不過年底結(jié)賬時，老板卻因為生意不景氣，沒有給袁麗亞發(fā)工資。
這年春節(jié)回家，袁麗亞跟一位朋友哭訴，但哭過之后，她又豁達地對朋友說，“不過他們家的確很困難。”
第二年，在雅寶路做生意的大姑叫她去幫忙。在那里，袁麗亞第一次接觸到外貿(mào)生意，開始在業(yè)余時間學習商務(wù)英語和俄語。
一位朋友形容那個時候的袁麗亞，充滿了年輕人的激情與斗志，她對朋友說，“國內(nèi)市場沒有前途，要多學習點在外貿(mào)市場干才能賺錢。”
學習半年后，她已可以與外國客戶流利地交流，雖然掌握的詞匯多限于服裝銷售領(lǐng)域，但足以讓一位在大紅門早市賣服裝的老板娘感到驚訝，“真是不簡單，也有會說的，但一聽就能聽出來，她說得比別人好。”
除了勤奮，袁麗亞也很節(jié)儉，一位和袁麗亞共過事的女孩記得，整個冬天，袁麗亞只有一雙鞋，晚餐也只是在路邊吃些麻辣燙。母親王紅則說，每年春節(jié)，袁麗亞都會帶回一萬多元，今年春節(jié)，她留給了家里三萬六千塊錢。
“壽命只有三到五個月，回家吧”
2009年2月，袁強的一場大病徹底改變了這個家庭的命運。
這年春節(jié)后，袁麗亞沒像往年一樣回北京，而是跟隨一位同鄉(xiāng)去了上海，她還是想繼續(xù)在外貿(mào)服裝領(lǐng)域積累經(jīng)驗，對方也許諾一年工資兩萬元?？梢粋€月后，她就接到了要她回家的電話。
父親半夜突然全身抽搐，神志不清，昏了過去。安徽醫(y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yī)院最終診斷為胰腺內(nèi)分泌腫瘤并已轉(zhuǎn)移至肝臟，這是一種較罕見的功能性腫瘤疾病，病人不斷分泌胰島素，導(dǎo)致體內(nèi)血糖水平迅速降低，一旦低于正常水平，就會昏厥。醫(yī)生得知其家境后，善意地勸告，“壽命只有三到五個月，回家吧。”
父親記得，袁麗亞坐在病床邊哭著說，“我死都可以，但你不能死。”
她帶父親到省里的醫(yī)院住院化療，一個月花掉兩萬多元，但病情仍沒有好轉(zhuǎn)。“別浪費錢了，回家等死算吧。”袁強叨念著出院回了家。
在家里，袁強每天至少昏倒一次，最多時一晚上昏厥4次。妻子王紅每次用奶瓶給他灌葡萄糖水，也只是暫時緩解。這一年，袁強本打算拿出積蓄蓋座兩層小樓，突如其來的疾病不只讓愿望化為泡影，也使袁家失去了唯一的壯勞力。
2010年，袁強只是在家里做些簡單的家務(wù)，隨時“準備昏死過去”；而袁麗亞的主要工作是帶父親看病，合肥、北京，只要有希望，她會拉上父親就走。為了維持生活，在家時，袁麗亞就在家門口的小超市打零工。
直到2011年，通過網(wǎng)上咨詢，袁麗亞得知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可以治療這種罕見的癌癥。她回到北京，每天去協(xié)和醫(yī)院排隊掛號，在“號販子”的“夾擊”中，往往白白排上幾個小時。她的一位朋友記得，袁麗亞有一天興奮地告訴她，終于排到了一個專家號，是因為一個插隊的人被保安帶走了。“她那天很高興，覺得自己的運氣真好”。
2011年七八月間，袁強終于住進了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內(nèi)分泌科，住院50天，花費兩萬八千元后，病情有所好轉(zhuǎn)。
在好大夫網(wǎng)的感謝留言中，袁麗亞寫道，全家商量很久才決定來北京就醫(yī)，但“高額的治療費用撞上了農(nóng)村低收入的家庭，我媽四處借錢也遠沒湊夠，僅剩的一絲希望，聽說內(nèi)分泌科的顧鋒教授曾經(jīng)幫助過類似的患者申請過救助，好心的主治醫(yī)生就推薦我們找她”。
顧鋒是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內(nèi)分泌科教授、全國知名神經(jīng)內(nèi)分泌腫瘤專家，也是北京紅十字會神經(jīng)內(nèi)分泌腫瘤專項研究及救助基金項目的發(fā)起人及秘書長。顧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該病與已故蘋果公司創(chuàng)始人喬布斯的病類似，發(fā)病率只有百萬分之一，在已有全身多處轉(zhuǎn)移的情況下，即使切除原發(fā)灶也很難根治，保守治療是每月注射一支價值一萬四千元的針劑。
了解到袁家的難處，顧鋒通過自己主持的救助基金和微博募捐，為袁家募集了三萬多元，購買了兩支針劑，4名在顧鋒門診長期隨診的病友捐贈了4支藥品，這樣，可以維持袁強半年的生命。
一家國外知名藥企得知后，愿意給予援助。每個月，該藥企將一支針劑從瑞士空運至上海海關(guān)，再空運至北京，最終由顧鋒轉(zhuǎn)交給袁麗亞寄回安徽老家。
在顧鋒印象中，這個90后女孩既孝順又懂事，如果取藥時見不到顧鋒，她便打電話表示感謝，還專門從老家?guī)硪恢换铍u，要其收下。
袁麗亞也因此回到北京重操舊業(yè)。為了給父親治病，她打兩份工，每天凌晨4點，到大紅門服裝批發(fā)市場做早市導(dǎo)購，接待的都是批發(fā)商家，要喊破嗓子拉客，使出全身力氣搬貨、打包；上午10點半下班后，再去服裝店當導(dǎo)購；有時，袁麗亞還和幾個朋友一起去夜市擺地攤，因為嘴甜，會哄客人，袁麗亞的貨賣得很好，最多時一晚上能賣二十幾條裙子，雖然要經(jīng)常與城管和保安“捉迷藏”，但是幾個年輕女孩子在一起，卻也有種類似共同創(chuàng)業(yè)的喜悅。
2012年上半年，因腫瘤轉(zhuǎn)移，袁強再次到協(xié)和住院。協(xié)和醫(yī)院減免了800元的專家會診費用，會診意見卻不樂觀：盡管藥物治療使原發(fā)灶有所縮小，轉(zhuǎn)移灶瘤體也沒有進一步發(fā)展，但所需切除的腫瘤較大，風險很高。
家人不敢冒險，決定還是延續(xù)藥物保守治療。父親住院前，袁麗亞辭去了工作，在父親病床旁擺了三把椅子，一睡就是39天。
袁強記不清治病花了多少錢。“至少有十幾萬。”他嘆了一口氣。像中國大部分農(nóng)民家庭一樣，本就不寬裕的袁家因病返貧，全家所有收入幾乎全用在他一個人的身上。
20歲的袁麗亞成為家庭支柱。她在QQ空間里不止一次感嘆自己壓力大，需要拼命掙錢，但這個女孩又會很快振作起來，鼓勵自己：“什么都不要在(再)想了！接下來就是努力上班掙錢讓爸媽過上好日子！袁麗亞，加油！相信你行的……”
村里，與袁麗亞同齡的女孩多已結(jié)婚生子。曾有人要給她介紹縣城里一個有房有車的男朋友，她拒絕了，“我要找一個近一點的婆家，方便回家照顧爸爸。”她對這位朋友說。
經(jīng)人介紹，去年下半年，她認識了現(xiàn)在的男友，也在北京打工，兩家相距僅兩三里路。
“她太忙了，沒有時間去有愛好”
不過，熟悉她的朋友知道，雖然在北京拼搏多年，袁麗亞始終沒有融入這個奮斗了七年的城市。
一位朋友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袁麗亞在北京僅有幾個朋友，不是老鄉(xiāng)，就是同學。為了生計，她頻繁地更換工作和居住地，幾個曾經(jīng)的老板提起她，都說“幾乎沒有什么了解”。
白天，她所工作的地區(qū)距離天安門的直線距離僅6公里，掌握著華北和東北地區(qū)的街頭時尚，她穿著最新款的時裝樣品，向各地商戶推銷緊俏的商品。然而，夜幕降臨，回到兩公里外的住處，門一關(guān)，北京的繁華與喧囂，依舊只是北京的。
這處隱藏在眾多高級住宅和市場中間的城中村，據(jù)說2010年時曾要拆遷，又沒了下文。垃圾污水遍地。大約有上千人住在這里，只有一間公用廁所；住戶為了擴展空間，都用柜子在門外搭建了簡易廚房，本來就狹窄的道路，更加逼仄。
今年春節(jié)過后，袁麗亞和朋友一起合租在這里東北角的一個二層小樓上。一個15平方米左右的房間，擺放著兩張床，一個衣柜和一個書桌，桌上的一面梳妝鏡已經(jīng)碎了一半。
住戶大多來自安徽，幾乎都從事與服裝相關(guān)的職業(yè)，資歷久一點的，在商場里租了自己的攤位，年輕人大多開著網(wǎng)店，新來的就在商場里做導(dǎo)購。局促的巷子里，女人一手抱著孩子，一手拿著準備發(fā)的快遞，男人們提著裝滿衣服的黑色塑料袋，穿著制服的快遞人員穿梭于其中。
看似親密，互相之間卻鮮有關(guān)注。袁麗亞手機電話簿里的號碼，近半數(shù)已成空號，有的人接到電話后，很久才回憶起“袁麗亞”是誰，大多數(shù)并不知道她已經(jīng)不在人世了。一位曾經(jīng)熟識的朋友說，大家都很忙，許久都見不到面，根本不了解她有什么不開心的事，問及袁麗亞的業(yè)余愛好，他回答，“她太忙了，沒有時間去有愛好”。
袁麗亞的大多數(shù)心情藏在手機和微博里。
在她的89條微博里，出現(xiàn)最多的詞語是“夢”“傷害”“幸福”或“愛”。她一邊感嘆幸福離自己太遙遠，不知道愛是什么，轉(zhuǎn)而又鼓勵自己，“我還有一大家需要我照顧！我應(yīng)該試著對自己殘忍點……”
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僅有一條亮色的微博：“嘿嘿，好興奮一個！和弟弟跑河里捉了好多麻蝦回來，我真是太厲害了！呵呵，正愁明天不知道吃什么……”
她的手機里，始終保存著一條短信：“靜靜地站在某個角落，看著這個世界，看著來往的人群從身邊走過，漸行漸遠。有的人離開我們，或者將要離開，以及正在離開。所以請你珍惜身邊的人。” 熟悉她的朋友們說，袁麗亞有樂觀開朗的一面，也有多愁善感的一面，她聽歌會黯然神傷，聽到雨聲，就會跑出去淋雨，看著看著電視劇，就會流淚。
2012年11月，她將QQ簽名改成：“感覺累就對了，因為舒服是留給死人的。”
朋友們說，去年年底時，袁麗亞曾與男友鬧過別扭，但春節(jié)就和好了。今年正月，兩家吃了訂婚飯，盤算著來年就結(jié)婚。
2013年5月2日下午4時許，袁麗亞給男友發(fā)了最后幾條微信：“這么多天你受苦了，對不起，老婆永遠愛你”；“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要好好的”。
“我女兒沒有死，跟睡著了一樣”
本來，再過兩個多月，袁麗亞就要回家?guī)兔u葡萄。細心的袁強發(fā)現(xiàn)，女兒最近心情不好。原本每天給家里打一個電話，但出事前十幾天里，她只打過一兩個。袁強雖然有些擔心，但“不想多問，免得給她壓力”。
出事前一周，袁強忍不住撥通了袁麗亞的手機，告訴她，不要太在意錢，注意休息。袁強感覺到女兒心情不太好，“她本來能言善辯的，但那天沒怎么說話”。
5月2日下午4點48分，袁麗亞給父親打電話問：“爸爸在干什么？”
袁強正在葡萄架下幫妻子剪枝，發(fā)現(xiàn)女兒的聲音不像平時清脆，還帶著哭腔，問：“你怎么了？”袁麗亞回答：“我沒事，你別累著就行。”
袁強趕緊把手機遞給一旁的妻子，女兒告訴母親她有些不舒服，沒說兩句，手機就沒了聲音，王紅“喂”了兩聲，手機就斷掉了。“可能信號不好。”袁強說。
大約10分鐘后，袁強又打了過去，電話里傳來嘈雜的人聲和汽車喇叭聲。袁強怕女兒聽不清，大聲說：“晚上回到家再打吧。”他沒有聽到女兒的回復(fù)。
晚上7點多，袁強想到女兒一天要做兩份工，怕打擾她休息，便讓兒子幫忙發(fā)了條短信：“麗亞，身體不好就不要上兩個班了。媽媽問到底哪里不舒服，為什么這幾天不開心，有什么不開心的打電話和媽媽講。”
袁麗亞沒有回復(fù)。
沒想到，第二天早上八點多，村支書跑到家里來說：“北京來電話了，讓你們趕緊去一趟，具體情況也不清楚。”
母親的第一反應(yīng)是女兒跟男友分手了，“訂婚飯都吃了，如果跟別人跑了，怎么跟男方交待啊”。
王紅當晚就和幾個親戚上了火車。5月4日凌晨，剛下火車，幾位在北京打工的親友趕來哭著說：麗亞跳樓了。王紅暈了過去。
5月4日上午，王紅到京溫大廈，大廈工作人員只是冷冷地告訴她：“跳樓與我們無關(guān)。”
王紅去了殯儀館，“我女兒沒有死，跟睡著了一樣。”她無法接受，只能不斷去女兒墜樓處痛哭。
兩天后，袁強也趕到了北京。
袁強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看到了法醫(yī)尸檢報告，結(jié)論是自殺，“但是女兒為什么會自殺，我也搞不懂。”他呆坐在板凳上，猛吸了一口煙。
不管原因是什么，女兒終究是離去了。5月10日，袁麗亞的遺體在北京火化，當晚，袁強抱著女兒的骨灰登上了返鄉(xiāng)的列車。
5月11日凌晨4點，袁強再次發(fā)病，提前在蚌埠下車搶救。
由于意外發(fā)生得突然，找不到一張照片作為女兒的遺像，只擴印了身份證照。坐在自家簡陋的房子里，王紅抱著遺像自言自語道：“我女兒多漂亮啊。”
她從抽屜里拿出袁麗亞生前用過的諾基亞手機，捧在手里深深地吻了一下。手機還是2008年的款式，簇新的棗紅色，看起來像剛買的。房間一角，放著兩麻袋棉花，是要給即將出嫁的女兒做被子的，“現(xiàn)在用不上了”。
5月12日上午，袁麗亞的骨灰在老家下葬。墓地是親戚家給的，墳很簡單，沒有立碑。“她是小孩子沒那么多講究。”袁強頓了頓，突然說，“你是不是發(fā)現(xiàn)我沒有眼淚，也沒那么悲傷，因為我一直覺得女兒還活著。”
(應(yīng)受訪者要求，文中袁強、王紅為化名)
